2016年03月03日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上发表文章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历史前景》 2016年3月3日

408-03-03-2016

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而俄罗斯也像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站在了各种重要趋势的十字路口,这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在这期间,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质疑我们能否清醒地评估国际形势以及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隐约又听到那些对于俄罗斯来说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的、在“西欧主义者”和“走自己独一无二道路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国内和国外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倾向于认为俄罗斯几乎注定永远是“落在后面的”或“不停追赶着的”国家,只能不断适应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也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这方面,我想结合历史上的实例和类似事件谈一些看法。

有人说,俄罗斯一直是欧洲的后院,是欧洲政治的局外人。而历史和事实并未证实这一惯常的论断。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大家注意988年的罗斯受洗(即罗斯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事件——就在不久前,我们庆祝了这个事件1025周年纪念——正是它促进了国家机构、社会关系和文化发展的突破,并将“基辅罗斯”转变为当时欧洲社会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那个时期,王室联姻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获得地位的最好风向标,有一个事实就能足以说明:十一世纪,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一下子有三个女儿分别成为了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匈牙利和法国的王后,而他的妹妹与波兰国王结了婚,其孙女嫁给了德国皇帝。

许多科学研究表明,在那个时期,罗斯的文化与宗教的发展水平非常之高,甚至经常高于西欧各国。西方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承认罗斯已经融入进了整个欧洲。但与此同时,拥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精神世界的俄罗斯人民,从未与西方融为一谈。由此,我们也应当适时回顾一下那个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既悲惨又至关重要的蒙古入侵的时代。普希金曾写道:“野蛮的蒙古人不敢把被奴役的罗斯留在自己的后方,便回到了自己的东部草原。是满目疮痍和气息奄奄的俄罗斯拯救了基督教的启蒙运动”。而众所周知的列夫·古米列夫还有另一个观点,蒙古人的入侵促进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大草原给了我们额外的发展动力。

不管怎样,很明显的,那个时期对于确定俄罗斯在欧亚空间的独特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政策——他决定偏安于总体上对不同宗教持宽容态度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目的是保护俄罗斯人拥有自己信仰的权利,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去理会西方的欧洲人试图完全征服俄罗斯的土地、清除自己同类的企图。这种智慧而有远见的谋略,我相信,留在了我们的基因里。

俄罗斯屈服了,但并未在蒙古铁蹄下被彻底打垮,而是从苦难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国家都被认为是陷落于1453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延续。一个几乎贯穿了整个欧洲东部地区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开始凭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广袤领土生生不息。而从那时起,她在整个欧洲政治体系中就已经开始发挥出强大的均衡作用,包括著名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威斯特法伦” 国际关系体系在欧洲建立,该体系的原则(首先就是尊重国家主权)即便在当今也至关重要。

从此,我们逐渐走入了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后才认识到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快速发展的莫斯科公国自然而然地在欧洲事务中愈发举足轻重,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逐渐在东方崛起的巨人感受到了担忧,于是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对其孤立,不让他参与欧洲大陆的重要事务。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传统社会秩序与希望利用最先进经验实现现代化愿望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事实上,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不可能不试图以现代化技术为基础进行跨越式的发展,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基因”。我们知道很多东方社会的现代化例子,他们并未伴随着传统的突破而被瓦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从其深层意义来说,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分支之一。

要顺便提及的是,对于利用欧洲的成就进行现代化变革的需求,还是在阿列克谢·米哈伊罗维奇沙皇时期就在俄罗斯社会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而彼得大帝更凭借自己的天赋和魄力,使其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国内,通过实施强硬的措施和坚定而成功的对外政策,第一位俄罗斯皇帝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得以将俄罗斯推进欧洲强国之列。从那以后,俄罗斯再也不能被忽视,欧洲的所有重要问题都要考虑俄罗斯的意见才能解决。

这种情况不可能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将我们的国家拉回彼得大帝之前的境况。然而这样的算计没能得逞。就在十八世纪中叶,俄罗斯在全欧冲突——七年战争——中担当起关键的角色。当时,俄罗斯军队胜利进入了柏林,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首都,只是因为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皇后突然去世,同情费雷德里克的彼得三世继承了俄罗斯皇位,才使普鲁士免遭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毁灭。这一事件的转折,在德国历史上至今仍被称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俄罗斯的疆土、实力和影响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增强,正如那个时期的大臣亚历山大·比兹波罗克所说的 :“没有我们的允许,欧洲任何一门大炮都不敢开火”。

我想引用著名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员、法国科学院常务秘书长艾伦·卡勒·安克斯的观点——无论从规模、从对领土的统治能力,还是从存续的持久性上看,俄罗斯帝国都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帝国。此外,她还延循了尼古拉·贝尔代耶夫的观点坚持认为,历史赋予了俄罗斯成为东西方链接纽带的使命。

在最近至少两百年的时间里,任何企图撇开俄罗斯去联合欧洲的行为,

或是反对俄罗斯的行为,最终都以惨痛的结局收尾,唯有在我国参与其中,
并且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才能消除这些悲剧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每次的情况概莫如是。譬如拿破仑发动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成为国际关系体系的救世主,这种国际关系以均衡各方势力、相互尊重国家利益、防止某个国家在欧洲大陆上称霸为基础。我们还记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自参与制定了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此次会议确保了欧洲大陆在之后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得以免受重大军事冲突的纷扰。

顺便提一句,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提议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利益臣服于共同愿景的构想原型,我指的首先是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秩序。正如这位俄罗斯沙皇所言:“不应该有什么英国政治、法国政治、俄国政治、奥地利政治,而只能有一种政治,一种共同的政治,这种政治应该由人民和国家元首以追求共同的幸福为目标来制定。”

在将俄国排挤出欧洲的浪潮中,维也纳体系再次遭到了颠覆,此次颠覆活动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主导。作为一名霉运连连的大师,法国皇帝已经准备好在反俄联盟的串联过程中牺牲掉其他所有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没错,俄罗斯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了滑铁卢,但是依靠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循序渐进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没过多久,俄国就摆脱了克里米亚战争失利所造成的的阴霾。至于拿破仑三世,他的统治在对德战争失利后也走到了尽头。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德法对抗的噩梦一直都笼罩在西欧人民的头上。

这里再说一个和克里米亚战争有关的插曲。众所周知,当时的奥地利国王拒绝帮助俄国,但是就在不久前的1849年,俄国在维也纳起义中拯救了奥地利。奥地利外交大臣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就此事说过的一句话非常有名:“我们的忘恩负义会震惊欧洲。”。总体上可以这样讲,随着全欧洲的平衡机制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亦被触发。

我想指出的是,当时的俄国外交秉承的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理念。现在大家也许不常想起由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的、在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但在阻止军备竞赛、阻止破坏性战争发动方面,在达成了一致的道路上,这是迈出的第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伤,以及四个帝国的灭亡。说到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日子,即——俄国革命百年纪念日。当前的我们,需要在认真思考后对这些事件进行客观的评价,尤其是现在欧洲还有许多别有用心之人,他们妄图利用俄国革命纪念日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信息攻击,他们将1917年的革命说成是野蛮的政变,并诬陷说那次革命差点儿颠覆了之后欧洲的历史。更有甚者将苏维埃体制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并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原因归咎于1917年的革命。

毋庸置疑,对于我们的人民而言,1917年的革命和之后的国内战争都是一场沉重的悲剧,然而,所有其他的革命也都是悲剧。可以说,这并未影响我们的法国同僚对他们国家动荡的大肆赞扬,除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这些动荡还带来了断头台和血流成河。

不可否认的是,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看,俄国革命是一场极为伟大的事件,并且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俄国革命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实验,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广泛流行,人民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基于以集体为基础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组织的追求。

对于严谨的研究者而言,苏联的变革对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或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建立“福利社会”,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重大影响。欧洲国家政府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纷纷推行大规模的社会保障措施,并力争打垮左派政治势力。

可以说,对于西欧的发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十年是非常有利的时机。因为在美苏对峙的局面中,这些西欧国家不必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却有了安心发展的独特机会。在此情况下,西欧国家部分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趋同的思想,这两种模式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首选形式,由彼蒂里姆·索罗金和二十世纪其他著名的思想家共同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看到了相反的进程:中产阶级在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对大企业的控制和监督在瓦解。

在非殖民化、国家独立发展、自主选择国家未来等国际关系准则方面,苏联起到了无可争议的作用。

我不会详细介绍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细节。显然,在这方面,欧洲精英的反俄意图以及煽动纳粹战争机器进攻苏联的意愿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场可怕的灾难之后,再次起到拨乱反正作用的,正是我国参与了欧洲和世界新秩序的制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正在积极向欧洲人的意识中灌输的——包括在教科书层面上推广的——关于“两个极权主义的冲突”的讨论,是毫无根据的和不道德的。尽管当时我国的制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但是苏联并没有毁灭其他民族的想法。还记得温斯顿·邱吉尔吗?他一生都是个坚定的反苏人士,他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转向与苏联的新一轮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曾坦率地承认:“品行端正、凭良心生活,这是俄罗斯的方式。”

顺便说一句,如果客观看待那些之前加入过华沙条约,而现在却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的欧洲小国所面临的情况,那么很明显,我们应该谈的绝不是从附属于人到自由发展的过渡(这正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所非常喜欢谈论的),而是领导人的变化。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形象地阐述了这一点——关起门来,这些国家的代表们都不得不承认,没有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首肯,他们就无法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

我认为,在庆祝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背景下,深刻了解俄罗斯历史的连续性,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抹去任何一段时期。此外也要深刻了解我们的人民是如何形成良好的传统,如何汇聚历史的经验,并将其作为奋发前行的基础。同时还要知道,作为当今世界的核心带动着,作为发展、安全和稳定价值观的倡导者,我们的国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也许,立足于两种社会体系的战后世界秩序远不能称其为完美,但是却能够维持国际和平的基础,避免受到最可怕的诱惑,即:政客手中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首先是核武器——的广泛使用,苏联解体后,那种根植于欧洲的、关于欧洲在冷战中获胜的神话并没有任何根据——苏联的解体只是我国公民希望变革的一种意志体现,是一种并不美好的巧合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事件导致了国际局势的剧烈震荡,并使国际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变革。因此,在和平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无分界线的广泛合作原则之下,对于欧洲局势的变革来说,从冷战及其引发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当中抽身而出,就显得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坚决反对分裂欧洲、实现欧洲一体化梦想的出现,是个好时机,这一点也得到了欧洲众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俄罗斯完全认同这一方案,并提出了许多相关的建议和倡议。通过强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实现“创建欧洲安全新基础”的想法非常合理。不久前,普京总统在接受德国图片报(Bild)的采访时,曾提到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埃贡·巴尔的观点——巴尔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西方伙伴们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们选择的是北约东扩,这就使得在其控制之下的地缘政治空间日益接近俄罗斯的边界。这也是如今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关系恶化的问题根源。需要注意的是,被看作是美国扼制苏联政策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他在临终前曾表示——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为,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与西方类似政策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还包括,在制定方针时,西方国家并未做出全面的考量。毕竟,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世界,其特征是各个国家之间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如今,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谁也无法忽视亚太地区、远东和中东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着的重大事件的进程。

现代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国际生活各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经常朝着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例如流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的尽头”构想,就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构想来自于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研究者弗朗西斯•福山。这种构想认为,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会被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终胜利所取代,而所有其他模式的使命,不过是在西方导师的指导下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模式。

事实上,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前一次浪潮被认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导致了世界经济实力趋于分散。相应地,全球政治影响力也更为分散,同时还产生了新的权力中心,其首先出现在亚太地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崛起。借助于近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坐上了全球第二把交椅,而根据购买力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可以将众多发展模式的共存看作是“一种现实的疗愈”,从而避免了单一化的西方模式的形成。

相应地,所谓的“历史的西方”影响力也在相对减弱,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人类社会法庭的主宰者。关于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的竞争问题正日益严峻。此外,从冷战向国际新体系的转变,比二十年前的情况更为漫长和痛苦。

在此背景下,目前国际事务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世界强国之间将采用何种自然竞争的方式。我们看到,美国及其领导下的西方阵营正用尽一切力量试图保持其领导地位,亦或,按照美国人的讲话方式就是——试图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施压方式——经济制裁,甚至是直接的军事干预,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信息战,通过“颜色革命”完成制度的违宪更迭。此外,对于被当作了这些行动目标的人民来说,民主革命是具有破坏性的。作为历史上经历过“在国外推行人为变革”时期的国家,我国坚信发展变革有其可取之处,但实现这种变革的形式和速度,应当符合某种社会传统和发展水平。

在西方的宣传里,现在的俄罗斯充斥着“修正主义”,并试图破坏现有的国际体系——仿佛1999年轰炸南斯拉夫、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是我们;仿佛在2003年无视国际法入侵伊拉克、歪曲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2011年以武力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利比亚政权的也是我们。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修正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始逻辑,这个逻辑认为:如今能在国际事务中“做主”的,只能是华盛顿。按照这个逻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际上可以转而推行乔治·奥威尔曾经提出的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然而,当今的国际关系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机制,复杂到无法仅由某一个中心来控制。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利比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国家这种状态了,伊拉克正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大国和大国联盟之间,以应对共同挑战为目的,唯有开展认真且真诚的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协作必须考虑到当代世界及其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且能够反映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利益。

实践表明,当这些原则应用于现实情况时,能够取得具体且重要的成果。我想说的是,我们已成功签署了解决以下问题的协定——伊朗核问题、清除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就叙利亚境内停止武装行动的条件达成一致、制定全球气候协定的基础参数。这些例子都证明了重启寻求妥协的艺术和依赖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会很复杂,甚至令人精疲力竭,但这仍然是以和平的手段、采取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现在,我们的方法得到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包括我们的中国伙伴、其他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我们的欧亚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独联体的盟友们。换言之,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并不是反对谁,而是希望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才是长期改善国际关系的可靠基础。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联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应对现实的挑战。这些挑战并非臆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来自伊斯兰国家、“努斯拉阵线”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极端分子,他们首先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领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外还试图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恐怖主义活动。低估这种危险,就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目光短浅。

俄罗斯总统呼吁建立广泛的阵线,让恐怖分子品尝到失败的苦果。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俄罗斯的航空航天部队。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被危机笼罩的地区努力协调,以便大家采取集体行动,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但我要强调的是,只有以促进各种文明间的合作为基础,才能取得长久的成功,而这种合作应当立足于对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我们认为,人类的团结必须要有可以形成传统价值观的道德基础,这在世界主要宗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醒各位注意基里尔主教和方济各教皇的联合声明——声明中特别表达了对家庭的关注,并把家庭视作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自然核心。

我再说一次,我们并不想和美国、欧盟或者北约对抗。相反,俄罗斯愿意和西方伙伴开展最广泛的合作。我仍然认为,保护欧洲各国人民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的经济和人文空间。由此,不久前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才能够成为连接欧洲和亚太之间的纽带。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冲破这条道路上的阻碍,包括希望能在明斯克协议的基础上,使乌克兰危机(此次危机由2014年二月基辅政变引发)得到解决。

我赞成那些从生活和经验中得出的、富有智慧的政策,例如不久前基辛格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曾说过的:“俄罗斯应被视为所有全球均衡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不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他强调 ,“我支持以保障我们的共同未来为目的的对话,而不是加剧冲突。这就需要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将坚持这种做法,并将继续捍卫国际事务中的法律原则和正义原则。

俄罗斯哲学家伊万·伊利因在思考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应在国际舞台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时强调:“伟大的力量并非由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来决定,而是由人民及其政府能够承担并创造性地应对巨大国际挑战的能力来衡量。什么是大国?大国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存在和利益,……向广大人民、各个民族和整个国家传达具有创造性和条理性的法制观念。”——对此我深信不疑。


x
x
高级设置